如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？听听代表委员们怎么说

　　创新驱动发展，人才引领未来。

　　从“天问”探火到北斗组网，从“嫦娥”奔月到万米深潜……过去五年，中国科技创新成就非凡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“全球创新指数”显示，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居到2020年的第14位。今年的全国两会，“创新”依然是一个高频词。

　　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。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中还存在哪些阻碍创新的地方？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，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，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更好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？这些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。

　　别让科研人员成为“超级业务员”

　　创新实践需要政策支撑，创新动力需要政策激励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“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报国情怀、奋斗精神、创造活力激发出来。”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……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，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引向深入，有效释放了创新活力。

　　但在实践中，不少代表委员发现，阻碍人才创新活力的“梗阻”仍然存在，需要进一步破除。

　　人才评价是“指挥棒”，也是“风向标”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认为，现行的人才评价机制操之过急，容易导致科研人员跟风去做一些“短平快”的项目，很难沉下心来勇闯创新“无人区”。

　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要使科研人员“以‘十年磨一剑’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”，赵宇亮深表赞同。“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就已超过美国，稳居世界第一位，做到世界科技领先并非艰难之事。但是，这需要国家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科学研究环境，保障一批志存高远的创造者能够安心静心、专心精心地从事科技创新工作。比如对基础研究人才，需要我们有更长远的眼光，以5年为周期进行考核评价，给予长期稳定支持，引导人才甘坐‘冷板凳’，潜心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。”

　　“科技创新人才有思想、有个性，最讲究公平。因此，必须构建可量化、能服众的人才评价体系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工程专家许波表示。

　　近年来，航天科工集团逐步建立了以正向激励为导向，以价值创造为核心，以业绩贡献、成果论文、工作经历等五大积分板块为内容的人才综合积分指标体系，并成功应用在职称评审、两地分居指标分配等领域，有力激发了专业技术人才投身技术攻关、矢志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。

　　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，意味着向用人主体放权的步子要迈得再大一些。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，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。集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，就要持续调动激发用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用才活力，使企业始终走在人才工作第一线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深有体会。

　　作为世界制造之都，东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激发企业人才活力，不断打造创新人才高地和技能人才之都。梁维东举例，近年来，东莞以强化企业评价主体地位为方向，深化人才评审放管服改革，先后向8个行业学（协）会和3个新型研发平台下放职称自主评审权，评审人才8282名。按照“谁用人、谁评价、谁发证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施企业自主评定技能人才试点，去年13家企业顺利通过验收，评定技能人才227名，受到企业和人才的热烈欢迎。

　　只有实实在在为人才松绑，才能让人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中去。全国政协常委、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在调研中发现了许多科研人员的烦恼，填不完的表格、编不完的预算、“没法用”的经费、走形式的验收……“科研人员工作负担重、对科研环境满意度不高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‘非学术’压力大。”

　　为此，他呼吁以更大力度为科研人员松绑、减压，坚持“以科学家为中心”，不让科研人员变成“超级业务员”，忙于迎来送往、拉项目找课题。实施无感精准管理，营造包容、鼓励创新的市场和法治、政策环境，不搞贴身紧盯，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。

　　“大环境上，国家这几年下的工夫比较多，但落实上仍存在‘中梗阻’，操作起来比较滞后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举例，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、兼职兼薪和技术入股等，但真正能够落实的很少，很多单位畏首畏尾不敢用。“政策落实情况应该及时统计，为什么落实不下去要进行调研。”

　　敢于压担子、给舞台

　　“你卡脖子，我就挺起腰杆子！”筹备7年，建设8年，苏权科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这一超级工程，从年富力强一直干到两鬓斑白。“面对一个个技术难题，我们大胆放手，给年轻人‘压担子’，由小组带头人召集大家合力攻关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当时的青年人才很快成长起来。”苏权科自豪地说。

　　人才用之则愈出，置之则愈匮。对创新人才来说，只有提供优质的创新条件和发展环境，充分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，才能更好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。

　　围绕港珠澳大桥建设，100多家科研单位研究制定了63本技术标准，获得了600多项专利，拿下了一项项在外界看来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，也培养、锻炼了上千名工程技术顶尖人才、跨界项目管理人才。“后来只要听说是港珠澳大桥出来的，很多单位都大胆使用。香港的海底隧道、深中通道跨海工程，甚至巴拿马运河、美国、挪威的多项跨海桥梁建设中，都有大桥人在做总工程师或技术骨干。”苏权科说。

　　“英雄不论出处，能者尽展其才。”坚持创新驱动、建设科技强国，迫切呼唤一批能打硬仗、能打胜仗的科研人才和技术能手。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单纯以职称高低、论文数量、“帽子”大小论英雄，使得一些富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员因资格资历限制而与科研无缘，严重阻碍了创新活力的迸发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“揭榜挂帅”机制的探索和推行，越来越多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被极大激发。疫情期间，这一攻关机制更是为我国疫苗研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与此相似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民盟中央常委、宁夏区委会主委冀永强在一份提案中提出，推行“科研悬赏制”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。

　　冀永强认为，悬赏制能让创新主体各展其能、竞相争夺，促进科研活动从“找项目”“拼关系”转向“拼能力”“拼创意”，并且，这种从提出难题、科研创新到实践应用的“一条龙”模式，让创新活动与生产实践无缝衔接，能有效提升科研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应用效益。

　　广袤基层是人才创新创业最广阔的舞台。今年两会的首场“代表通道”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草原站农技推广研究员郭艳玲，分享了当地土豆种子从论斤卖到论粒卖转变的小故事。她说，正是有一大批沉得下去、耐得住寂寞、经得住日晒、住得惯草棚、喝得惯凉水的“泥腿子”，为农牧民、农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，助推农牧民脱贫奔小康。

　　面对乡村振兴的重大使命，身为基层的农业技术人员，郭艳玲激动地表示，将和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一道，脚踩泥土，继续奋战乡村振兴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把科技成果应用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，力争让农牧民用更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。

　　营造敬才重才社会氛围

　　2015年1月9日，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，中科院院士、中国“氢弹之父”于敏获最高科学技术奖。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，向坐在轮椅上的科学家颁发奖励证书，并同他热情握手，表示祝贺。习近平总书记礼遇老一辈科学家的画面，至今仍留在广大科技创新人才心中。

　　只有在敬才重才的社会氛围中，创新活力才能竞相迸发，聪明才智才会充分涌流。

　　“让创造知识、价值的人更有价值！”连续几年的两会，赵宇亮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吁。他建议，落实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，构建充分体现知识、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，加大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科研人员的激励。

　　“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同向发力，让创新人才‘名利双收’。”许波建议，一方面，绩效薪酬分配要更多向科技创新人才，特别是一线技术攻关人才倾斜，另一方面，鼓励设置多层次的荣誉奖励，在各个层面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劳动、尊重创造、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，让科技工作者成为人人向往、受人尊敬的崇高职业。

　　“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”，“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”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全国人大代表、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艺师侯漫路深受鼓舞和启发。她提出，“将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典型事例写入课本，让它们进入课堂，从小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引导。”

　　创新的路途充满未知、布满荆棘，侯漫路对此深有感触。“创新就是大胆尝试，难免会出错，在鼓励创新的道路上，宽容失败同样重要。”她同时提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，营造包容失误的良好氛围，为敢于创新的人才卸下心理包袱，并做好技术讨论等，帮助创新人才不断改进提升。

　　环境好则人才聚、事业兴。“以更精准的公共资源供给留住人才，以更贴心的优质服务稳定人才”，在不同场合，梁维东反复强调，东莞要优化人才服务、构建良好创新生态。

　　为此，东莞支持优质企业通过自建配套房、集中承租房等方式解决人才住房问题，并实施安居房工程，筹集人才安居房2.2万套。针对人才子女入学难题，每年提供不少于1万个公办或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学位，专项用于保障人才子女入学，并向大型骨干企业、重特大项目、龙头企业等直接分配入学指标。企业还可以推荐急需骨干人才入户。连续7年实施市镇两级领导干部“点对点”“面对面”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。良好的人才生态带来了明显的工作成效，目前东莞全市人才总量超过235万人，高层次人才达到15.6万人，是2015年的2倍，其中，省创新科研团队38个，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。

　　漫漫征途，惟创新者进，惟创新者强，惟创新者胜。“只有继续坚持创新驱动、人才引领，为广大人才提供更优的创新生态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，才能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、大展其长，才能阔步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”梁维东说。